巾帼运输连采用了纺毛线的职务,刘照林参加红军后

“一步三摇,弱不禁风”,是人们对旧社会缠足的小脚妇女留下的印象。红军女战士王泽南正是迈着“三寸金莲”走完了举世无双的万里长征路。
1935年春,王泽南随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陕南边区,随后参加长征。此时,王泽南任政委的妇女工兵营一分为二,她改任妇女运输连连长,到第二兵站负责运输粮食、布匹、军衣和枪支弹药等物资。长征途中运输物资只能靠肩扛背驮,异常艰难。这对女性尤其是缠足的女性来说,更需要超凡的毅力。运输连100多人,大的不过30来岁,小的只有10来岁。运输连的女战士们并没有在艰难险阻面前退却,在王泽南的带领下,她们一次次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运输任务。

201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日,喜迎新中国70周年华诞之际,大白新闻与湖北红军精神研究会联合策划,在革命先辈后人的全力支持下,听他们讲父辈们曾经亲历的红军故事。老红军李新耀、刘照林之女李军讲述了母亲在被服厂工作的经历。李军称,这是一位女红军的军服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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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后勤部长郑义斋召集大家开会说:“部队的战士还穿着单衣同敌人打仗,我们必须把这些羊毛做成羊毛衣,让战士们穿得暖暖和和好打胜仗。”于是,妇女运输连接受了纺毛线的任务。女兵们把粘土揉成鸡蛋大的泥球,插上树枝,泥球干了就成了搓羊毛线的工具。但是女兵们从早晨搓到晚上,累得筋疲力尽,每人一天才能搓三四两毛线。后来,有位木匠师傅制造出手摇纺车,一人摇、五人拉,一天可纺出40多斤毛线。就这样,她们白天纺毛线,晚上睡在羊毛堆里,吃的是青稞面和野菜。一直干了两个多月,终于把羊毛全部做成衣服。这种衣服看着像麻袋片,但穿在身上还挺暖和,有不少红军战士就是穿着它翻越了雪山,走过了草地。
在爬雪山、过草地的艰难情况下,女兵连也一直担任运送和集中粮食的任务。一次,王泽南带领100多名战士经过党岭山去集中粮食,正走到半山腰,冰雹劈头盖脸的从天而降,很多战士的头被砸起了大包,脸也被打肿了,身上青一块、紫一块。见惯了枪林弹雨的女兵们,对于这种从天上射下来的“子弹”毫不畏惧,谁也没有后退一步。
后来,妇女工兵营的两个连又合并在一块,准备在丹巴渡过大渡河。从来没有见过铁索桥的女兵们一踏上桥面,就感到天旋地转。王泽南看着自己的一双小脚,凝视着大渡河湍急的流水和晃荡不停的铁索桥,暗下决心:不能退却。她壮着胆子大步走,并发现步子越大、走得越快,反而摇摆得越轻了。她立刻把亲身体验告诉害怕过桥的女兵,最后大家都顺利地通过了铁索桥。
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地区会合后又一次北上,煮牛皮充饥。然而常常不是水有毒,就是野菜有毒。王泽南总是亲自调查水、野菜、蘑菇有没有毒。她硬是用一双小脚率领全连战士们跟随大部队又一次走过了险象环生的草地。
“三寸金莲”并没有阻止她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她正是靠这双小脚走完了举世无双的万里长征路。

1955年,刘照林被授大尉军衔登记照片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创始在鄂、豫、皖地区,发展壮大在通、南、巴地区。

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由鄂、豫、皖西征入川,共产党把对妇女的解放看作是赢得革命胜利的巨大力量。中共川陕省委为使妇女迅速摆脱旧势力、旧礼教的束缚,制定了一系列解放妇女的方针、政策和措施。通、南、巴地区的妇女在政治、经济、教育领域与男子平等,妇女还有集会、结社与获得土地等方面的权利。

刘照林参加红军后,在被服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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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照林是我母亲,从小当童养媳。1933年初参加了红军,来到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南岭被服女工厂。

刚成立的被服女工厂,有张茶清、何福祥和我母亲三个人,其中张茶清、何福祥是从鄂、豫、皖过来的老同志。

在大巴山下,土地革命的熊熊烈火中,年轻的大姑娘、小媳妇,她们大批报名参加红军,其中一部分被分配到红四方面军总供给部女工厂当工人。这时,又调来林月琴、王泽南、赵正富、刘百兴、郑克明、邓廷郁、李志明等100多名女同志和一部分男同志,还在当地招收了部分民工。

为了便于管理和生产,被服总厂下设男工厂和女工厂。男工厂工人100多人,只有两台缝纫机,大部分为手工缝纫。除完成本厂的生产任务外,还负责女工厂的衣料裁剪任务,驻通江南岭。

女工厂,编成一个连,林月琴仼连长,王泽南任指导员。下面分三个排,每个排分三个班,我母亲当一班班长。以后,人越来越多,编到18个班,每个班20多人。母亲从一班班长当到十八班班长,又当了排长。驻通江蹇家山。

1933年9月,母亲在蹇家山被服女工厂,经王泽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为了保障前方的供应,上级决定将红四方面军总供给部妇女工兵营的三个连合并为两个连,第一连由营长林月琴带领,继续承担被服任务。第二连由王泽南带领承担运输任务。

在被服女工厂,要进行军事训练,每天早上、中午要出操,示范军事动作。还要学文化,学政治、军事常识。

被服女工厂的主要任务是缝制军衣、帽、鞋、袜装备部队,有时还要往前方运送粮食弹药,往后方运送战利品。

解决部队的穿戴问题,在当时是个既重要又迫切的任务。当时,被服工厂里没有缝纫机,全靠手工缝制。针线包是唯一的工具,里面有不同大小的针。先学缝纫技术,军装的质量要求高,每寸要11、12针。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大家初步掌握了手工缝纫技术。

缝纫台就用旧木板七拼八凑镶成一个大宽桌;旧木凳或搬块石头来当凳子用;睡在木楼板上或垫上稻草搭通铺。做衣服的布是从街上买来的窄口面土布,由男工染成草灰色,用鸡冠花熬水染出红布。大师傅先把布料裁好,上衣、裤子、军帽、军鞋、子弹袋等。毎天排里的干部从连里把裁好的衣料分到班里,班长再分给个人进行缝制。全以手工缝纫,每人每天可缝军衣半套或一套。主要生产军服、军帽、军鞋、挂包、子弹袋、绑腿带等。

开始功效慢,质量差。一天也完成不了一套单军衣,有的虽然勉强完成了一套,但稀的稀,密的密,歪歪扭扭,皱皱巴巴。缝上装时,有的甚至把左袖缝到右边,把前挂缝在了后边。缝下装时,把裤裆那四个尖角缝在一起,根本不能穿。

女工厂很正规,哨子一吹,规规矩矩坐着,不许说话,做自己手里的衣物。完成任务好的还可以得奖,大家只想早点完成仼务,所以星期天也不休息。缝好后,检查合格,就十套一捆地捆好,再分发给前线的战士。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红军队伍不断扩大,被服女工厂缝制的军衣,远远满足不了需要。女工厂的干部便把被服厂附近的老百姓,组成四、五个缝衣班,动员群众缝军衣。每天早上,把布料发给班长,晚上收回成衣,对符合质量要求的,每套发给工钱。婆婆、小媳妇、大姑娘都高兴,积极性也高,仼务也完成了。

张茶清连长、赵正富指导员下到排里一边做政治思想工作,一边教技术,一面口头传,一面一针一线地做给战士看,把搭配的方法和要领做详细介绍。大家围桌而坐,互教互学,会的带不会的,不多久,技术就逐渐熟练了。又开展了劳动竞赛,每人每天由缝一套提高到两套,后来,又提高到三套。

1933年10月,红四方面军胜利结束了历时10多天的宣战役,缴获了四川军阀刘存厚经营多年的军需工厂,全部机器设备和大批的军需物资,库存的棉布20万匹、棉衣2万多套,还有制作被服的机器几十台,装备充实了被服厂。

有了原料,有了机器,做衣服的速度加快了,有时一天能出几百套成衣。工厂生产的军服为中式:上衣对门襟,三个口袋;下衣裤子分长裤和短裤两种。衣服颜色不一,多为灰色和蓝色。前线部队穿灰色衣服,后方人员穿蓝色,工厂人员的服装是有啥穿啥,颜色很杂。

为了使部队穿上颜色一致的衣服,大家自己动手染布,没有染料,就用黄泥、草木灰及楝树的根、皮、籽熬水作代用品,染出了土灰色和土黄色的布。做帽徽、领章,就采用鸡冠花熬水染出红布。衣扣不好解决,就用布包上麻钱代替。

军队领导对军服生产质量要求较严,要结实耐用,针码均匀。如果验收发现不合格的,轻的受批评,重的扣发工资、记过处分或关禁闭等。

被服工厂设工会组织,负责宣传教育,开展生产竞赛活动,鼓励工人以实际行动支援前方。对生产多、质量好、超定额的工人给予奖励。奖品和奖金有:毛巾、袜子、鞋、毛衣、被面和银元等。为了完成生产任务,达到定额,战士和职工在缝纫机旁吃饭、跑步去大小便、主动在桐油灯下加班到深夜。工会还经常组织开展文娱体育活动,每天晚饭后,做游戏、打球、教唱革命歌曲等。

根据《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劳动法令》,工厂实行8小时工作制,星期日休息。当生产任务紧迫时,星期日和晚上主动加班。当原材料缺乏,供应不上时,军工进行队列、瞄准、投弹、爬山等军事训练。并进行政治学习,学习革命道理,讲前方形势,还有文化学习,教识字、写字等。

那时,同志们的干劲确实大,各班、排开展革命竞赛,不分昼夜,比着劲儿干,做衣服、鞋、帽子又快又好。有的同志麻利得很,一天能纳出5只鞋底,有的能纳10双鞋。

就这样,我母亲和妇女工兵营的战友们,做了大批衣服和鞋、袜、帽,源源不断地运到前方。妇女工兵营的同志们,负责全军的冬衣、夏衣、草鞋、布鞋、祙子等,解决了红四方面军近十万指战员的被服问题,使指战员基本上都能适时穿上四季军服。

在红军渡嘉陵江之前,妇女工兵营的战友们,日夜操劳为红军长征做准备。川陕苏区处于敌人的四面包围之中,战斗频繁,工厂经常转移。1935年春,跟随总部经流二沟到新场乡,开始撤离通江、南江、巴中。撤离时,什么东西都背上,休息时就做衣服、帽子、打布草鞋,走路时又背上,就是边行军,边做衣服。到了苍溪,住在烂泥沟。

我母亲去县里,参加了“党的活动分子会”。上级指示,有大的行动,彻底轻装。一天夜里,部队紧急集合。部队拉走后,再也没有返回驻地。

朱德总司令视察被服厂时给予夸奖

1935年3到4月,渡过嘉陵江,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就这样开始了。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后,向阿坝挺进,妇女工兵营的战土,克服重重困难,团结奋斗,终于走过渺无人烟的茫茫草地,到达阿坝。

8月底,红四方面军取得包座战斗的胜利,缴获了大批军需物资,补充了部队和工厂的需求。总供给部郑义斋部长召集被服厂的同志们说:“包座战斗是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一次大胜仗,这对坚持军需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加上当地羊毛、牦牛毛很多,这是生产冬装的最好材料。”

妇女工兵营来到中窝坝小喇嘛寺的地方,这里羊毛很多。总供给部郑义斋部长召集大家开会说:“部队的战士还穿着单衣同敌人打仗,不久,又要北上过雪山草地,我们必须尽快把这些羊毛做成羊毛衣,让战士们穿暖和打仗。”于是,运输连和被服连又合在一起,
接受了纺羊毛、织布的生产任务。

开始,政委王泽南和连长刘照林商量怎么纺羊毛呢?请教了当地藏民,他们把黏土揉成鸡蛋大的泥球,插上树枝,泥球干了后,就成了搓羊毛线的工具。用这种工具,一个人一天才搓三、四两毛线,大家很着急。后来,一位木工师傅制造出手摇纺线车,一个人摇,五个人拉毛卷,一天就可以纺出四、五十斤羊毛线。晚上,睡在羊毛堆里,吃的是青稞面和野菜,牛羊肉汤,一直干了两个多月,终于把羊毛全部做成了羊毛衣服。这种衣服,看着像麻袋片,但穿在身上还挺暖和。

有一天,朱德总司令来工厂视察,察看了被服生产的每道工序,不断向大家问好、夸奖、勉励,希望多产军服,做好军服,保障部队供给,支援部队多打胜仗。有不少红军战士就是穿这样的羊毛衣,翻过了雪山,走过了草地。
1936年10月9日,朱德、徐向前等率领红四方面军进入会宁。为了避免敌机轰炸,红一、红四方面军庆祝大会于1936年10月10日傍晩,在会宁文庙大成殿举行。庆祝大会以两张门板搭成讲台,以供桌当讲桌,红一、四方面军团以上干部2000多人坐在长条凳上,两万多红军战士和群众坐在大成殿外广场上。

1936年10月22日,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地区同中央红军会师。至此,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长眠在草地雪山的战友,可能穿过母亲做的军服

当时女红军战士也有两部分,一部分是直接掌握武器的,一部分是在总供给部和下面所属的几个工厂,有个女工营,营长是林月琴。过黄河时,我母亲生病,发疟疾,无法行军,只能和留下来的为数很少的妇女独立团战士,在林月琴的带领下,继续向延安地区前进。

当时的陕北生产生活都非常艰苦,为了解决生活和工业的需要,中央红军在当地,建立了一批小规模的被服厂、鞋袜厂、印刷厂。这时,
博古叫我母亲到被服工厂去。那是给中央政府几个领导做衣服,
只有三个人,三台机子1937年,这个厂被撤了。

我母亲又到了延川被服厂。延川县被服厂,主要任务就是为前线的战士们缝制衣服。1938年11月,日本轰炸延安,延川被服厂随军搬走。我母亲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延川被服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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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到1938年,刘照林在延安边区党校照片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从1927年11月黄麻起义诞生工农革命军鄂东军起,到1937年8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129师止,红四方面军的红军时代结束了!

我母亲从1933年参加红军,在通江县南岭被服女工厂,到1938年离开延川被服工厂,主要的工作一直是在做军服,学会了踩缝纫机,学会了裁剪军服。在延安的中央政府的领导,也可能穿过我母亲做的军服;在延安的指战员,也可能穿过我母亲做的军服;在西路军浴血奋战的将士们,
也可能穿过我母亲做的军服;长眠在草地、雪山上的战友,也可能穿过我母亲做的军服。

这就是我的母亲——刘照林,红四方面军的一位女红军的军服情怀。

2019年8月1日前夕于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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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照林(1912——1990)四川省通江县大兴乡人。1933年1月参加工农红军,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春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参加过大生产运动和保卫延安战斗、解放大西北战斗、解放东北的战斗。1950年1月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曾任班长、排长、连长、指导员、志愿军留守队队长、副师职、正师职。1960年离休。1955年授大尉军衔。曾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90年1月因病逝世。将积蓄的一万元人民币捐赠给涪阳中学作助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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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照林的军功章、勋章、纪念章及证书捐赠给四川省通江县《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旧址纪念馆》

本文作者:李军,中共党员,李新耀、刘照林之女,已从海军工程大学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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